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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土耳其在對待國內報導上，遠遠談不上新聞自由，但土耳其卻允許那些鄰近國傢的反對派在伊斯坦佈爾建立新聞組織。
編譯_七貓
現在看來，菲拉斯·法亞德很隨和，但又不失自信。他穿著灰色的開衫，一頭略長的頭髮，頭上歪歪斜斜地戴著一頂紅色的帽子，像是一個獨立特行的藝術傢。不明究竟的人定然想不到，這個敘利亞電影製片人竟是一個背井離鄉的流亡者。
兩年前，法亞德正在大馬士革國際機場，準備飛往迪拜參加電影節。他打算在迪拜放映他最新的紀錄片。紀錄片以一個持不同政見的敘利亞詩人過去40年的生活為主綫，講述阿薩德政權下敘利亞政治異見者的苦難生活。就在他上飛機之前，法亞德被敘利亞保安隊攔截瞭下來，腦袋上被套瞭一個麻袋，隨後就被扔進一輛車裏。
在之後的五個月中，法亞德受盡瞭折磨。他經歷瞭無數次審問和拷打，並被輾轉關押在不同的看守所裏。在被釋放之後，他和他的妻子從大馬士革逃到瞭約旦首都安曼，生命安全總算是有瞭保障。但他並不滿足，因為他們希望能夠繼續製作關於傢鄉的電影，然而在約旦卻沒有這個環境。“這裏的政府很擔心會因此惹惱阿薩德政府，”法亞德說。
2012年年末，他們去瞭土耳其，隨後驚訝地發現，這裏竟已成為中東地區流亡記者的集體避難所。法亞德隨後決定成立一個廣播電臺，這樣就能接觸到更多的敘利亞同胞。終於，在2013年年底，他們成立瞭Sout Raya，意思是“旗幟之聲”。“伊斯坦佈爾離敘利亞很近，又能提供給我們更多的工作自由，”法亞德說，“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裏報導更多我們祖國的事情。”
中東北非地區的媒體樞紐
目前，伊斯坦佈爾已經悄悄地發展成為瞭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媒體樞紐。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有超過70萬敘利亞人流亡到土耳其，辦瞭30傢報紙和若幹傢電臺；埃及政變之後，埃及媒體人也紛紛逃到土耳其，就在前幾個禮拜，才剛剛有一個埃及政治團體宣佈要在伊斯坦佈爾辦一傢跟穆兄會相關的電視臺(Rabaa電視臺)；然後，烏茲別克總統卡裏莫夫的大女兒古爾娜拉——她跟父親的關係已經降到瞭冰點——接受伊斯坦佈爾報紙《Hurriyet》的長篇採訪，詳細揭秘她自己創辦的媒體是如何遭到烏茲別克政府打壓的。
以法亞德的Sout Raya為例，他們在伊斯坦佈爾得到瞭很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得到一個美籍敘利亞人資助之後，辦公條件得到瞭極大改善。他們目前的辦公地在繁華商圈，周圍都是律所、銀行和高端酒店。辦公室鋪設著硬木地板，傢具和裝修都非常現代，設備也十分齊全。
Sout Raya目前有15位左右的敘利亞通訊員，專門給他們提供敘利亞國內的最新消息。為瞭安全起見，這些通訊員在報導中都隱瞞姓氏。至於他們的報導重心，Sout Raya的電臺主播哈西諾則說，“我們希望能夠講述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專註於那些事件中的個人，而不是事件本身。”
最近他們有一篇報導，講的是敘利亞的伊斯蘭主義叛軍試圖在北部城市阿勒頗的小學裏實行男女隔離。另外一篇報導，主角則是阿薩德政府軍裏的一個狙擊手，他現在的生活就像一個普通白領，每天早上搭電梯到樓頂蹲守，晚上再回自己傢。對此，敘利亞政府已經表達瞭不滿，而伊斯蘭主義叛軍(現在看起來很可能是將要取代阿薩德政府統治敘利亞的組織)則在最近偷走瞭該電臺在拉塔基亞的發射機。
如果說Sout Raya是敘利亞版本的NPR(美國公衆電臺)，那麼Rabaa就是伊斯蘭版本的福克斯新聞臺。說起來，Rabaa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紀念——在埃及政變之後，穆兄會的支持者在開羅進行瞭規模龐大的遊行示威活動，而軍隊在Rabaa清真寺強行清場，導致數百人死亡。(穆兄會發言人說該組織跟Rabaa電視臺並無關聯，但外界推測，雙方可能確實存在某種關係，而否認隻是為瞭避免對新聞內容負責。)
自從軍政府強制關閉瞭穆兄會開設和支持的報紙跟電視臺後，穆兄會在埃及就幾乎得不到什麼曝光率。2013年 12月20日，遜尼派領袖和長期的穆兄會支持者約瑟夫·阿爾-卡拉達維正式推出Rabaa電視臺，而他們的第一期節目，就將穆爾西的下臺定性為“一場骯髒的政變，強暴瞭埃及總統的辦公室”。
君士坦丁堡式的熱情好客
從歷史上來講，伊斯坦佈爾對於流亡記者的寬容不應讓人驚訝：君士坦丁堡從來就歡迎有能力發聲的外來者。1711年，利沃夫(現在屬於烏克蘭)的發行商約拿·本·雅各佈·阿什科納齊就在伊斯坦佈爾辦瞭第一份希伯來文報紙；數年之後，來自奧匈帝國的伊佈拉罕·穆特非拉卡皈依穆斯林，他也來到伊斯坦佈爾創辦瞭第一傢用活字術印刷的阿拉伯文報紙；在19世紀中後期，波斯智者們齊聚伊斯坦佈爾，印刷書籍、報紙跟小冊子，之後又悄悄地將宣傳物送回伊朗本土。
當然，凱末爾在1923年創建土耳其共和國的時候，這些傳統就被顛覆瞭。那些阿拉伯活字、穆斯林教義跟奧斯曼帝國的熱情全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義、媒體管控和土耳其中心論，民間開始流行“一個土耳其人最好的朋友是另一個土耳其人”，而這引發瞭許多衝突。到上世紀90年代為止，伊斯坦佈爾城內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幾乎盡數逃亡，而這裏的外國報紙數量也從19世紀的接近300傢減少到屈指可數的幾傢。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目前土耳其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決心要重建老君士坦丁堡的好客形象，以幫助土耳其重塑其在歐亞大陸連接地區的影響力。“我們將持續引導中東地區的變革勢力，並成為這個地區的領導者。”2012年4月，土耳其外交部長阿默特·達烏托格魯說。
土耳其國內新聞不自由
事實上，如今的土耳其在對待國內報導上，其實遠遠談不上新聞自由。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報告，土耳其政府囚禁的記者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當前政體實施超過兩年的國傢都多。
去年3月開始，正義與發展黨就遇上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機，最近的腐敗大調查更導致三個政府核心部長辭職，該黨的執政黨地位也受到瞭嚴重的動搖。從去年5月起，土耳其民衆發起“佔領蓋齊公園運動”，更是該黨執政十多年來遭到的最大反抗。所以不難理解，土耳其政府對國內媒體越發嚴密的管控。
土耳其資深記者亞烏茲·貝達就是一個新聞不自由的受害者。他在今年7月為《紐約時報》寫瞭一篇評論稱土耳其國內媒體因為種種限制而沒能對蓋齊公園抗議活動進行充分報導，結果因此遭到東傢Sabah報解雇。他說，現在所謂歐亞大陸通道上的幾個國傢，包括敘利亞、土耳其和烏克蘭，“冷戰思維”都在重新蔓延起來。“歐洲人現在在土耳其資助瞭很多活動，可能會讓土耳其的新聞自由重回正軌，”貝達說。
不過，目前土耳其的國內新聞氣候看起來遠不在正軌上。三位政府高官在腐敗風波中落馬時，土耳其的主流媒體都還在為這些高官開脫，說他們並沒有腐敗。Sabah報的另一個資深記者艾利查克發表評論稱土耳其總理埃多爾安主持的腐敗調查不夠徹底，結果也被報社開除瞭。
這種自上而下的審查在蓋齊運動後就廣為盛行。土耳其最大在野黨稱，在過去6個月中，全國已有80多個記者丟掉瞭飯碗，而且大部分都是被編輯推出來當替罪羊的。編輯無法為記者做主，這成為瞭新聞不自由的主要問題。
據貝達介紹，這些失業的土耳其記者現在已經漸漸開始聯合起來，“雖然還沒有到要革命的程度，但我們已經開始彼此交換信息，建立共享網絡。”
外交形勢決定態度
土耳其對待新聞自由的態度完全受其政治氣候的影響，所以有時候看上去有點雙重標準。
土耳其的一大逆鱗是庫爾德(一個散佈在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的中東遊牧民族)。由於庫爾德人在過去十年間都在鬧獨立，所以在土耳其，庫爾德語的節目受到瞭極大的限制。從2004年開始，土耳其就一直在遊說丹麥，希望後者能關閉庫爾德語電視臺Roj。土耳其政府認為，該電視臺是庫爾德工人黨的宣傳喉舌，而庫爾德工人黨已經被美國和歐盟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安卡拉的努力在英國和法國都取得瞭成效，庫爾德語電視臺在那兩個國傢也都受到瞭限制；然而，丹麥至今都沒有同意，這已經影響到瞭丹麥和土耳其之間的外交關係。
“以此類推，這個穆兄會電視臺(Rabaa)很可能會影響安卡拉跟開羅之間的關係，”土耳其前外交官錫南·烏爾根說。
然而，安卡拉跟開羅之間的關係本來也沒辦法更差瞭。現在穆爾西被趕下臺已經有六個月瞭，但土耳其依然隻承認穆爾西為埃及的唯一合法元首，而軍政府上臺則是“可恥的政變”。去年11月時，伊斯坦佈爾還承辦瞭若幹次穆兄會組織內部會議。
至於敘利亞方面，土耳其的立場也很堅定。雖然安卡拉一直否認他們曾暗中資助敘利亞叛軍，但最近發佈的一份聯合國調查卻顯示，自從去年6月起，土耳其向敘利亞運送瞭將近50噸武器。
這就解釋瞭安卡拉對待敘利亞流亡記者們的寬容。“允許這些鄰近國傢的反對派在伊斯坦佈爾建立新聞組織，這其實跟土耳其既存的外交行為並不一致，”土耳其前外交官錫南·烏爾根說，“不過土耳其根本不在乎阿薩德政府怎麼想，因為雙方已經不存在任何情誼瞭。”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在戰亂中流離失所的敘利亞人來說，土耳其已經成為瞭他們事實上的天堂。安卡拉已經花瞭25億美元用來招待敘利亞難民，土耳其教師們開始給敘利亞兒童開設專門的課程，在冬天來臨時，政府還安排瞭40000間公寓供敘利亞難民居住。
與此同時，黎巴嫩政府卻在擔心敘利亞難民會像半個世紀前的巴勒斯坦人一樣留下來就不走瞭；保加利亞的極右翼政黨Ataka更是將敘利亞難民稱為“恐怖分子”，並號稱要趕走他們；約旦政府提供的難民營條件又實在太差，以至於有不少難民寧可回到戰火紛飛的傢鄉，都不願意待在條件這麼糟糕的難民營裏。兩相比較之下，也難怪法亞德和其他的流亡記者將伊斯坦佈爾視為避難勝地。
來源：《大西洋周刊》Istanbul: An Unlikely Refuge for Exiled Journalists
(原標題：流亡記者的避難所) | 
發表於 2014-1-14 13: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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