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多名高官被曝學術不端落馬 多數人認為無陰謀

愛雪莉

核心提示

近年來，一場刮向德國政壇的論文抄襲追查風，讓國防部部長古滕貝格、教育和科研部部長沙范等高官相繼下臺。

作為現代大學制度的起源國，德國為何會出現這麼多政界高官相繼因學術不端行為落馬的現象？學術誠信在這個國度有什麼樣的分量？德國是如何面對和處理高官的學術不端行為的？

探究這些問題，也許能對凈化問題叢生、備受詬病的中國學術共同體提供一些借鑒。

當德國教育和科研部部長沙范被爆出博士論文有問題時，在慕尼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樊昀跟德國導師討論起瞭這個話題。

樊昀說，這要在中國，就不是個事兒，隻要沙范本人始終保持沉默，就能安然過關。但導師說，這種事兒發生在德國，沙范肯定是要下臺的。

樊昀不信，為此，還跟導師打瞭個賭。結果，沙范辭職後，他收到瞭導師發來的短信：這說明你還不瞭解德國。

近年來，一場刮向德國政壇的論文抄襲追查風，讓國防部部長古滕貝格、教育和科研部部長沙范、歐州議會副議長梅林、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議會議員迪特·亞斯珀、自民黨政客查奇馬卡吉斯、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議會主席格拉夫等高官要麼中箭落馬，要麼灰頭土臉。

作為現代大學制度的起源地，德國為何會出現這麼多政界高官相繼因學術不端行為落馬的現象？學術誠信在這個國度有什麼樣的分量？德國是如何面對和處理高官的學術不端行為的？

探究這些問題，也許能對凈化問題叢生、備受詬病的中國學術共同體提供一些借鑒。

沒有哪個國傢比德國更崇尚博士頭銜

博士頭銜在德國極受尊重。留德10年的學術大師季羨林曾寫道，德國社會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

季羨林在《我的女房東》裡說，通過瞭博士口試後，當天晚上，女房東突然笑著問他：“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季羨林慌忙拒絶後女房東才照舊叫他“季先生”。

在德國薩爾大學獲得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私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陳衛佐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一傳統在德國依然根深蒂固。德國現任聯邦總理默克爾擁有物理學博士頭銜，德國民衆一般都尊稱她為默克爾博士。

“恐怕沒有哪個國傢比德國更為崇尚博士頭銜，擁有博士頭銜的人可以永遠將頭銜放在名字前，印在護照和其它證件上。”陳衛佐說，“如果你是博士，那麼，你的銀行卡、保險卡、交通卡上都可以印上‘Dr.’的字樣。如果擁有兩個博士頭銜，還會並排印上兩個‘Dr.’”。

樊昀也說，不同於國內流傳的“博士無用論”，在德國，社會的共識是文憑的高低與能力大小成正比，如果獲得瞭博士頭銜，對於就業和升職都有幫助。一般來說，博士學位獲得者就業薪酬更高，升職機會更大。“德國社會也看重大學裡生産出的智力成果，像我們法學，法學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就經常會被引用到司法判決中。”

正因為如此，德國各行各業都以擁有博士學位為榮。政界人士往往也多有高學歷，像前聯邦總理科爾就擁有哲學博士頭銜。據稱，德國的16名內閣大臣中，有10人是博士，而德國各政黨中也有數百名博士學位擁有者。

這些獲得博士學位的政界人物，有些是一路讀上來的，比如沙范，年僅25歲即獲得瞭博士學位。有些則是邊從政邊攻讀學位，如古滕貝格，他是2006年提交的博士論文，但早在2002年，他就成為聯邦議會議員，同時還在基督教社會聯盟黨內身兼數職。

德國如此崇尚博士頭銜，與博士學位“難拿”大有關係。德國學術制度之完備、要求之嚴苛舉世聞名。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寫道：“德國大學對論文要求十分嚴格，題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須有新東西，才能通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德國已經待瞭六七年，學位始終拿不到，關鍵就在於論文。”

在弗賴堡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李克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德國人在學術上的嚴謹認真跟國內完全不是一碼事，“平時發表在期刊上的論文，也要改瞭又改。像我們組，一篇文章改個十幾二十版很正常。”

他說，至於攻讀博士學位的人，讀瞭很多年讀不出來，或讀一半走人的大有人在。

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復旦大學教師鬱喆雋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看到過一個數據，在德國，文科生平均獲得博士學位的時間是5年，很多人讀10年以上。“論文評審也很嚴格，一般需要3個以上教授寫實名的論文評語，且會被永久歸檔。”

樊昀說，正因為德國對本國的博士水準極為自信，所以德國並不對其他國傢培養的博士一視同仁，甚至對其他歐美發達國傢培養出來的博士也並不見得全部認同。前幾年，他曾看到消息說，一個美國名校畢業的博士在德國就業，因為涉嫌濫用“博士”頭銜而被地方法院傳訊，因為根據德國的《學術頭銜使用法》，即使哈佛大學畢業的博士，在德國也不能在名片上印上“Dr。”。

“潔癖”是德國社會自我凈化的原始驅動力

博士頭銜如此被崇尚，要求如此嚴苛，因此，一旦出現學術不端行為，德國社會是不能容忍的。

說到這個，所有受訪者無一例外地要提到一個詞——“潔癖”，並認為這是德國社會自我凈化的原始驅動力。

李克說，在學術規範上，“引用不充分”等在別的國傢算不上什麼大不瞭的事，在德國就有可能會決定你一生的命運。

德國的學術界有自我凈化的能力，像古滕貝格博士論文的東窗事發，就是由不萊梅大學法學教授菲舍爾·萊斯卡諾和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專傢費利克斯·漢施曼一起在《法學批評》雜誌上撰文揭露的。

萊斯卡諾對媒體稱，他在對古滕貝格的博士論文進行審查時，根據習慣將其中的段落放在谷歌中搜索，結果發現，古滕貝格博士論文中的一段，和2003年刊載於《新蘇黎世報》周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以及列支敦士登學院2004年發表的一篇報告幾乎沒有兩樣，但古滕貝格沒有註明出處。

更詳細的審查後，萊斯卡諾判定，這篇長達475頁、題為《憲法與憲法條約：美國和歐洲的憲法發展》的論文中，還有更多的段落是抄襲來的，沒有註明出處的引用更是多達數百處。

中國青年報記者給萊斯卡諾發電子郵件採訪此事，他的秘書莫妮卡·霍比在回信中說：“萊斯卡諾教授不便對此事發表評論，他發現古滕博格的論文抄襲純屬偶然，因為他並不是那一領域的專傢。”

陳衛佐說，德國社會具有很強的自凈能力。德國各種媒體均可發出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對公衆人物，社會的要求會更高也更苛刻。公衆人物就像生活在放大鏡下一樣，各種對錯都會被輿論放大。但這也使得公衆人物必須以更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否則會遭遇社會的強烈抗議。

所以，當德國聯邦總理默克爾決定在古滕貝格被取消學位後仍然留任他時，即使這名時年39歲的國防部長是德國政界最受歡迎的明星之一，但仍有兩萬多名德國學術界人士致信默克爾，抗議這一決定。

他們在公開信中說：“科學研究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誠實和創新是我們國傢強盛的基礎。如果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我們社會裡不再重要，我們的未來也將迷失……對古滕貝格事件僅僅視為過失，這將使德國作為科學創新和思想傢輩出的國度的可信度遭受重創。”

標準對古滕貝格如此，對沙范也是如此。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古滕貝格出現學術不端問題時，沙范還曾公開評論：“作為一個31年前獲得博士頭銜的人，以及在過去的職業生涯裡與博士生有頻繁接觸的人，我公開為古滕貝格的行為感到羞恥，我想他自己也該有同樣的感受。”

不承想她也步瞭古滕貝格的後塵。沙范的博士論文標題為《人和良知——現今良知教育的條件、需要和要求研究》，共計335頁。有人指控稱，其中有92頁存在抄襲的嫌疑，其中部分內容並非拷貝自他人，隻是沙范引用瞭自己原來發表的文章，卻沒有註明出處，從而違反瞭學術規範。

即使沙范堅決否認抄襲，辯解稱隻有個別地方表述不嚴謹，但最終卻被博士學位授予單位杜塞爾多夫大學判定論文存在隱瞞引文出處及剽竊問題。沙范不得不因此而辭職下臺。

陳衛佐說，相比之下，德國政壇的“潔癖”更顯著，像德國的前兩任聯邦總統，都相繼因在外界看來“芝麻點大”的小事辭職。上上屆聯邦總統霍斯特·克勒2010年5月辭職，僅僅因為他在接受一傢廣播電臺採訪時，對於德國派兵前往阿富汗的問題上說錯瞭一句話。上屆聯邦總統伍爾夫也於2012年2月辭職，因為他在購房時獲得過低息貸款，且企圖阻止媒體報導此事。“德國是議會多黨制國傢，一旦政黨內的明星人物出瞭醜聞，就有可能危及整個政黨的聲譽，所以他們不得不作出切割。”

李克也說，在德國，隻要誰被學術機構認定有學術不端，這個人就肯定混不下去瞭，“他們不會像國內有的人那樣死賴著，或者討論什麼學歷和能力哪個更重要。在這裏，隻有馬上辭職走人一條路可走。”

大學獨立處理不護短

在學術不端問題的定性上，德國大學起到瞭關鍵作用。

古滕貝格2007年以優等成績在拜羅伊特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存在抄襲和剽竊的聲音傳出後，拜羅伊特大學立刻表示，會將此事交由專門調查學術問題的專員展開調查。

2011年2月23日，德國拜羅伊特大學召開記者會，宣佈決定取消古滕貝格的法學博士學位頭銜，原因是他沒有客觀地遵守科學標準，逐字或者按照原意引用他人的文本段落，同時也沒有充分註明出處。

由於古滕貝格此前已經要求校方退回博士學位論文，並承認在論文撰寫過程中確實犯瞭不符合“學術慣例”的“嚴重錯誤”，表示不再使用博士頭銜，所以校方沒有就古滕貝格是否存在有意欺騙行為展開調查。

拜羅伊特大學的決定公佈後，即使執政聯盟內普遍支持古滕貝格留任國防部長，但幾天後，頂不住壓力的古滕貝格仍然宣佈辭去國防部長一職。

沙范也是在博士學位授予單位杜塞爾多夫大學宣佈取消其學位後宣佈辭職的。2013年2月5日，杜塞爾多夫大學召開記者會，學校調查委員會主席、哲學系主任佈魯諾·佈勒克曼宣佈，該委員會最終認定沙范於1980年在杜塞爾多夫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存在“系統及蓄意將他人智力成果竊為己有的行為”。

報導顯示，杜塞爾多夫大學組成瞭由8名教授、兩名學術成員、兩名非學術成員及3名學生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舉行瞭長達6個小時的閉門會議，最終以12票贊成、兩票反對及1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瞭取消沙范博士學位的決定。

報導稱，該委員會認為，沙范女士的論文中有大量引用他人章節而沒有註明出處的內容，很多段落甚至是大篇幅的原文照抄，屬於明顯的故意抄襲行為，200頁論文中有80頁、150多處存在抄襲的痕跡。

杜塞爾多夫大學猶太研究院教授斯蒂芬·羅爾巴哈爾曾接受該校學術委員會委託，主持審查沙范抄襲事件，並做出調查報告。他對沙范論文進行瞭鑒定，發現其中有數十頁存在缺陷，並認為沙范有主觀欺騙意圖。

羅爾巴哈爾拒絶瞭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採訪，他在回復的郵件中稱：“出於程序正義，我已經拒絶瞭任何對沙范事件給予聲明或者評論的請求。由於目前沙范事件的討論依然非常激烈，我認為現在改變這一立場是不明智的。”

但他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完整地紀錄這起事件和相關結論，“不過，這需要取得所有涉案方的同意”。

杜塞爾多夫大學校長辦公室媒體聯絡人朱利葉斯·科爾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學校已經向沙范解釋瞭所作出的決定，“遺憾的是，沙范沒有接受我們將案件詳細資料公開的建議。至於訴訟，我們正等待法院開庭，相關證據也將在法庭上呈堂證供。”

鬱喆雋說，在德國，個人與學位授予單位之間的關係，屬於民法範疇內的契約關係。所以，學術不端行為出現後，負責調查的首先是大學。如果學術不端被調查屬實，大學就有權力剝奪已經授予的學位，而當事人不服也可以進行申訴，形成瞭一套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機制。

陳衛佐則表示，德國大學對這些學術不端行為的處理，充分體現瞭大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在現代大學制度下，德國大學自主啟動對學術不端的調查，調查過程沒有受到行政幹預和輿論影響，也沒有因為校友是政治明星就‘主動護短’，而是一切以學術標準為準繩，這不僅有效地維護瞭學術尊嚴，也強化瞭大學的公信力和獨立性。與之相比，中國的大學差距還很遠。”

以學術自律防範學術不端

除瞭取消學位外，司法機關也可能會介入對學術不端問題的處理。

像古滕貝格事件，據報導，拜羅伊特檢察院就曾對古滕貝格提起過涉嫌侵犯著作權等兩項指控。但幾個月後，檢察機關稱，鑒於古滕貝格向德國癌癥救助機構捐贈瞭兩萬歐元，同時他的抄襲行為並沒有對原著作者造成經濟損失，檢方決定結束對他侵犯著作權案的調查。

華中科技大學德語系教師林純潔撰文稱，為瞭維護博士學位頭銜的榮譽，德國很早就頒佈瞭《學術頭銜使用法》，其中規定，在兩種情況下對學位予以褫奪。“一是發現學位論文有造假、抄襲等學術不規範的事；二是與博士學位獲得者本人的行為相關。因為博士本身就代表瞭一項崇高的榮譽和道德水準，如果發現博士學位持有人有不名譽的事情，即使發生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前，也可以由院系的委員會決定剝奪其學位。”

林純潔介紹，對敢於僞造學位的人，德國更是制定瞭法律予以懲罸。根據《德國刑法典》第132條，“對未曾獲得而徑自使用國內或外國學位者，處以一年之內徒刑或者罸金。”

陳衛佐教授也說，在德國，學術界的共識是學術水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積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最忌諱不勞而獲或者投機取巧，尤其忌諱動用公共資源謀取私利。“對於通過靠僞造學位獲取經濟等方面利益的，德國司法機關肯定要追究責任”。

然而，這些舉措並未讓德國成為一片純粹的學術凈土，含金量極高的文憑也受到瞭假冒僞劣的侵襲。資料顯示，10多年前，德國凱撒斯勞滕地方法院就判決過一個案子：一名商人售賣博士文憑和教授資格證，從1998年至2001年，他與23人達成交易。

德國《明鏡》周刊也曝光稱，德國有些人是通過僱用槍手代寫博士論文獲得博士頭銜的。有數據表明，每年獲得德國博士學位的2.4萬人中，花錢買論文的可能高達2%。德國社會也因此呼籲更加重視學術的嚴肅性，加大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打擊。

跟中國一樣，互聯網的便利性使得學術不端行為被揭露的可能性大增。據報導，德國也有網站“狩獵”抄襲者，像Vroni Plag就是德國著名的網絡學術打假平臺。2012年5月，沙范就被Vroni Plag盯上，有人列出瞭50多條例證，說她的博士論文“很有問題”，從而點燃瞭事件的導火索。

鬱喆雋說，他看到在一個網站上古滕貝格的論文被逐頁分析，其中的學術不端之處被審視。“參與者大部分是學術工作者，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背景，但出於維護德國學術規範和形象的目的，自願來做這些事情，這是一個公民自組織的行為。”

但鬱喆雋說，據他觀察，目前德國還沒有出現過類似中國的方舟子這類的“學術打假鬥士”。“因為總體上說，德國大學的學術自律還是很好的。針對學術不端行為，主要依靠學術圈內部自律解決。德國人也擔心，如果引入外來權力監督，學術圈可能失去獨立性。而且，德國每個專業有自己的行業協會，例如法學學會、倫理學學會等。學會內部的人都是專傢，對是否抄襲也更有發言權。”

樊昀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接二連三的學術不端事件發生後，德國的高校也越來越重視學術規範。他所在的慕尼黑大學法學院，就向學生進一步強調瞭論文寫作的規範問題，尤其要學生註意腳註、引註的規範。

他的博士論文寫完後，也有些擔心會出現無心之失，於是問導師要不要審查一下，或者委託有關機構進行審查，但導師拒絶瞭，“他認為如果抱著尋找抄襲的心態審閲學生的論文，是對學生的不尊重。德國的大學也有反剽竊軟件，但隻是起到輔助作用。判定是不是抄襲，關鍵還是由人來做判定”。

李克則說，德國高官論文剽竊事件在德國國內産生瞭巨大反響，有博士頭銜的高官論文受到瞭更多審視。他的一個德國同學甚至還把總理默爾克博士的論文找出來看瞭看，隻不過，默爾克的論文是關於量子化學的，“他們不在一個領域，沒看懂”。

兩萬多名德國學術界人士在公開信中說：“科學研究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誠實和創新是我們國傢強盛的基礎。如果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我們社會裡不再重要，我們的未來也將迷失……對古滕貝格事件僅僅視為過失，這將使德國作為科學創新和思想傢輩出的國度的可信度遭受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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